湘超联赛,湖南足球联赛,湘超赛程,湘超直播,湘超积分榜,湘超球队/湘超联赛为湖南足球迷提供最新赛程、实时比分、积分榜排名、球队信息和直播入口，掌握最新赛事动态，畅享足球激情。陈文胜、向玉乔主编《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291～320页。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多元协同治理成为破解乡村发展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路径。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以“政府主导、社会主力、农民主体”为基本框架，通过党建引领、村企协同与村民自治构建多元共治体系，推动产业从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转型，实现经济、生态、文化与治理水平的系统性变革。实践表明，清晰界定主体权责、构建利益联结与决策参与机制、促进外部社会资本向内部能力转化，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向家村经验为同类地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制的典型案例。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而如何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有效衔接，防止返贫并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层面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乡村依然面临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主体缺位，单一依靠政府投入导致路径依赖，社会资本下乡面临水土不服等问题，诸多因素交织使得乡村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面对如何凝心聚力、优化配置以实现乡村资源高效利用、效益最优的问题，湖南省隆回县向家村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实践案例。

　　中国广大乡村，尤其是原深度贫困地区的振兴路径，是检验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场域。这类乡村的转型绝非简单的经济增收或环境整治，而是一场涉及经济结构、人居环境、社区治理与精神风貌的系统性重塑与整体性跃升。向家村的成功在于构建了一套有效的动力机制，将外部赋能转化为内生发展能力，实现了内外社会资本的创造性融合，推动了乡村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维度的深刻变革。

　　向家村的经济振兴始于对“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禀赋的重新审视，通过打破传统单一农业局限，构建“农业筑基、旅游主导、三产联动”的产业生态，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破解了山区乡村“靠山难吃山”的发展难题。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村庄的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转变了村民的发展观念，增强了致富信心。

　　在农业发展方面，向家村彻底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的分散种植模式，依托华兴公司构建的企业加农户加专业合作社帮扶机制，推动传统农业向特色化、规模化、效益化方向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村集体引入社会资本500万元建设现代农业大棚，重点培育特色辣椒、樱桃番茄、冰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结合乡村旅游发展需求，引导村民规模化种植油菜田500余亩，发展大秋甜柿与腰带柿200余亩，形成春季赏花、秋季摘果的农业景观带，实现了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的双重收益。针对农产品销售难题，华兴公司建立了上门收购机制，对村民生产的生猪、鸡鸭、蔬菜等农产品按市场价统一收购，有效解决了农户销售难的问题。经过这些努力，2023年全村农业总产值就突破了1500万元，香猪养殖合作社存栏量达2000头，年收入240万元。梨子园、柿子园等经济林效益逐步显现，传统农业实现了从维持生计到创造效益的根本转变。

　　自2017年起，向家村依托九龙山南麓的生态资源和远古驿站的文化底蕴，创新性地提出体育加旅游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牛天岭景区，实现了旅游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景区陆续建成游船中心、彩虹滑道、儿童乐园、5D战车、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近20个旅游项目，于2020年成功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通过举办“侨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湖南夏季乡村文化旅游节”“日丰杯自行车马拉松赛”等赛事活动，形成了以赛事带动旅游、以体育促进产业的发展格局。2024年，村集体收入达117.45万元，2025年预计突破132万元，旅游产业直接带动520余名村民就业，村民经营的农家乐在赛事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桌，土蜂蜜、红薯干、猪血丸子等特色农产品也因游客消费需求大大增加，旅游产业已成为村集体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

　　向家村通过推动农业、旅游、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产业价值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了一产提供原料、二产深化加工、三产拓展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在现代农业生产环节，农业科技示范园既为游客提供生态采摘体验，又成为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基地，2024年通过游客采摘、假日休闲和农副产品销售，营业收入达800多万元，利润130万元。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依托旅游市场需求，筹建农副产品加工作坊，开发出岩口豆腐干、向家玉兰片、向家香猪腊肉、红薯干等深加工产品，借助电商平台，农产品销售增加50余万元。在旅游服务环节，围绕旅游配套发展民宿8家、大型农家乐1家，配套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形成了完整的旅游服务产业链。2024年，旅游带来1495.9万元的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0%，村民人均从旅游相关产业获得年收入1.8万元，真正实现了产业互促、价值共创的良性发展。

　　向家村打破过去“村干部单打独斗、村民参与度低”的治理困境，构建“党建引领、村企协同、村民自治”的多元共治体系，通过制度完善、组织创新与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治理从松散无序到规范高效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这种治理模式的创新不仅提升了治理效能，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向家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通过优化班子结构、规范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组织基础。目前村党支部共有党员29名，其中35岁以下5名，大专及以上学历9名，党员致富带头人3名，班子结构持续优化。党支部坚持每月开展“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生活解决饮水安全、道路维修等民生问题78件，2020年以来调处矛盾纠纷177起，矛盾纠纷数量同比下降54%，信访数量同比下降55%。定期组织“五个到户”“敲门行动”等入户走访活动，对全村所有农户全面摸排，及时收集反馈民情民意，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2023年被评为湖南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村。

　　向家村着力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通过制度保障和组织建设，确保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村里制定完善了《向家村村规民约》，经过村支两委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三级讨论通过，明确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确保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成立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禁赌禁毒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引导群众移风易俗，简化婚丧礼仪，杜绝铺张浪费，每年简办、停办红白喜事20余起。开展孝善家庭、好婆婆好儿媳等评比活动30余次，选树群众身边的道德榜样，激发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如今村民参与治理的主动性明显提高，形成了大事一起议、小事共同管的良好自治氛围。

　　向家村创新推行村企携手治理模式，华兴公司作为对口帮扶企业，不仅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还深度参与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华兴公司组建扶贫工作队长期驻村，下属8个分支企业对口帮扶向家村8个村民小组，每个管理人员结对帮扶1户贫困户，形成企业包组、干部包户的帮扶机制。公司投入资金完善治理设施，全村安装50多个摄像探头，建立警务室，配备3名专职保洁员，实现垃圾集中处理。2024年开展“幸福敲门、安全陪伴”大走访活动，发放宣传单700余份，内容涵盖防一氧化碳中毒、禁种铲毒、利剑护蕾等12个方面，实现了安全防控与环境治理的常态化。此外，华兴公司与村集体共同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公司员工、党员干部、村民群众均参与其中，常态化开展植树造林、环境整治、导游讲解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村企联动、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向家村针对过去“精神文化匮乏、陈规陋习较多”的问题，以文化阵地建设为基础、以文明实践为载体、以价值引领为核心，推动乡村精神风貌从涣散落后到文明标杆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层面的提升不仅提升了村民的文明素养，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向家村高度重视文化阵地建设，努力为村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行政村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办“归与书院”，开设“文明大讲堂”，设置阅览室、音乐室，配备各类书籍近3000册，打造15分钟文化服务圈，村民可以随时参与阅读、培训和文化活动。建设了300余米长的中华传统美德、家风家教家训文化长廊和法治文化长廊等，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古今名人优良家风和本地道德模范事迹，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文化熏陶。成立向家村花鼓剧团，经县文化局验收确定为全县送戏下乡演出单位，2024年组织文化下乡演出12场，覆盖群众超过1500人次。同时创作了《美丽向家村》《老村长》等6首歌曲和《美哉，新向家》《向家斌》等文学作品，用艺术形式歌颂乡村振兴成果，传播正能量。

　　向家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通过志愿服务、节庆活动、移风易俗等工作，激发村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组建了由党支部领导的党员先锋队和巾帼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助老扶弱、环境整治、普法宣传等志愿服务。2025年以来全村共开展志愿服务14次，参与达448人次，服务总时长超2600小时。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粽享欢乐、重阳团聚会等主题活动10余次，2022年重阳节为全村118名65岁及以上老人举办敬老孝老重阳团聚会，发放防寒物资，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大力推进移风易俗，通过村规民约明确禁止铺张浪费、禁赌禁毒，定期召开禁毒禁赌会议、“利剑护蕾”会议，有效遏制不良风气，村民文明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向家村注重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通过选树典型、表彰先进，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连续6年开展最美向家人、敬老孝亲模范等评选活动，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32名，通过村广播、文化长廊、村民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让村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成立爱心公益基金会，筹措爱心公益基金120多万元，用于帮助村民解决大病就医、留守儿童文具购买、留守老人生活保障等实际困难，彰显了互助友爱的文明新风。华兴公司董事长向长江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其返乡帮扶、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成为村民学习的榜样，带动更多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形成了人人讲文明、户户争先进的良好局面。

　　向家村摒弃过去“重生产、轻环境”的发展模式，通过基础设施改造、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修复，实现乡村环境从“脏乱差”到“生态美”的转变，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生态格局。这种环境质量的提升不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向家村优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环境改善提供硬件支撑。在道路交通方面，将6.8公里环村大道拓宽至6米宽的油砂路，新修环山观光游步道3公里、通组公路5条共计10.6公里，彻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水利设施方面，投资2264.77万元修建凤凰潭小Ⅱ型水库，建设容量2000吨的抽饮水工程，让全体村民用上自来水，新修高标准水渠8公里，有效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公共设施方面，修建停车场15个、停车位2000多个，公共厕所15座、蹲位500个，安装路灯360盏，配备垃圾拖运车2台、垃圾斗8个、垃圾桶500个，安排3名专职保洁员负责日常清扫，实现了道路硬化、饮水安全、垃圾处理、照明覆盖等基础保障。

　　向家村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通过“三清五改”“穿衣戴帽”等措施，不断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在“三清”工作中，整治公共场所卫生11500平方米，实现无垃圾乱倒、禽畜乱跑、黑臭水体、乱搭乱建等现象出现。“五改”方面，完成危房改造91户，实施改厨、改厕、改栏等249户，铺设污水管道8000余米，实现雨污分流。穿衣戴帽工程对全村民居外墙进行统一美化，形成白墙红瓦、粉墙蓝瓦等特色风貌。长效管理方面，实行户分类、村收集的垃圾处理模式，2024年组织开展屋前硬化、内外净化、适当绿化的乡村“三化”、门前“三包”景区、乱摆、乱贴、乱挂的“三乱”清理工作共10余次。2024年开展的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显示，735份有效问卷中满意率达到91%，比较满意占6%，村民对环境改善的满意度大幅度提升。

　　向家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通过植树造林、古树保护、生态管控等措施，着力打造天然氧吧。在植树造林方面，连续8年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栽种小叶樟、玉兰、丹桂等名贵树种400余株，建成观赏林和经济林6万多平方米，森林覆盖率提升至95.5%。古树保护方面，为361棵古树悬挂保护牌，建立古树档案，安排专人管护。生态管控方面，严格禁止乱砍滥伐，规范畜禽养殖，实行禁炮、禁塑措施，景区内负氧离子含量检测达70000个/cm³，年平均气温15.4摄氏度，年最高气温28℃，年相对湿度85%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2022年向家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吸引游客、推动发展的重要优势。

　　向家村始终将“民生改善”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产业带动就业、完善公共服务、强化特殊群体保障，实现村民生活从“贫困落后”到“富裕安康”的转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村民。这种民生改善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提升，更体现在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全面提高。

　　向家村通过产业带动和就业帮扶，实现村民收入大幅增长，贫富差距逐步缩小。202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7万元，较2014年的不足2000元增长10倍以上。收入结构从单一农业收入转向多元化增收，其中旅游相关收入占比40%，农业收入占比35%，务工收入占比25%。从收入分层看，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3.9万元，较高收入家庭2.6万元，中等收入家庭1.9万元，较低收入家庭1.35万元，低收入家庭1.2万元，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全村无绝对贫困家庭。村集体经济从零收入增长至2024年的110万元，通过集体分红、公益支出等方式反哺村民，2024年为全村65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每人1200元，为20名大学生发放“长江奖学金”，实现了集体增收与村民致富的双赢局面。

　　向家村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教育发展方面，全村初中及以下学历412人，高中或相当学历318人，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79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100%。“长江奖学金”覆盖所有考上大专及以上的学生，2024年资助学费超过10万元。医疗卫生方面，2024年全村医保参保率达到98.32%，位居全镇前列，与隆回县第二人民医院、隆回县中医医院合作开展基础疾病诊断、骨关节疾病义诊4次，建成村级卫生室并配备2名医生，实现小病不出村。文化体育方面，建设健身器材场地8个、篮球场6个、大型足球场1个、小型室外足球场3个、室外拓展中心1个，拥有归与书院和农家书屋2个图书馆，成立花鼓剧团和老年科学技术协会2个群众组织，村民文化体育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向家村重点关注脱贫户、监测户、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精准帮扶机制，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户监测户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2024年消除监测户风险6户13人，实施临时救助3人。关爱老年群体方面，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敲门行动和送餐服务，志愿者结对帮扶孤寡老人定期入户探访慰问，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并与卫生服务中心合作，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上门巡诊等方式，创造便利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呵护留守儿童方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提供作业辅导和心理疏导服务。其中归与书院设置“留守儿童放学后守望计划”“乡村阅读计划”等公益项目，共开展活动100余场，累计服务8000余人次。通过这些精准帮扶措施，特殊群体生活得到有效保障，2024年全村无返贫现象发生，村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这些细致周到的帮扶工作，确保了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不让一个人掉队，真正实现了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的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亟须超越传统单一主体主导的线性模式，转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格局。这一格局的有效运转，并非依赖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根植于各主体间清晰的角色定位、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所形成的系统化逻辑。向家村的互动逻辑强调以“政府主导、社会主力、农民主体”为基本架构，通过搭建主体协同网络、健全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推动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的有效转化，形成主体协同发力、机制保障运行、动力持续生成的有机整体。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政府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的同意与正当的政治程序，因此政府在协同中的角色也应是服务而非掌控。政府通过系统性干预，为市场与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创造条件、划定边界并提供稳定预期，从而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引导多元主体朝着共同目标协同发力。向家村案例中，政府通过规划引导、资源整合与机制保障确保协同进程的公共性、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政策作为政府引导乡村发展的重要工具，其精准性与前瞻性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隆回县委、县政府在政策引导中，始终围绕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制度设计与实践落地两个层面明确发展方向。一方面，积极探索“村公司模式”，将每村（社区）成立村级振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并通过制度约束明确村公司的经营收益需优先用于完善村内基础设施，确保发展成果直接反哺乡村建设，实现“发展为民”的核心目标。

　　另一方面，针对基层在帮扶产业项目推进中面临的标准不明确、流程不清晰等问题，制定《隆回县帮扶产业项目分类推进操作指引图》，在指引图中详细界定帮扶产业项目的具体标准、处置流程和操作办法，为基层工作人员提供精准的分类依据与实用的操作工具，让政策执行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政策引导的成效在2024年得到显著体现，这一年各村公司共签订工程合同870个，合同总金额达9958.6万元，不仅为村级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累计吸纳村级劳务用工6.25万个工日，为村民发放工费1874.4万元，切实实现了“产业兴”与“农民富”的有机统一。

　　乡村振兴面临的诸多瓶颈中，资源分散、跨区域协作不畅、要素保障不足是突出难题。政府作为资源整合的核心力量，能够通过统筹协调打破各类壁垒，将分散的资源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合力。在向家村的实践中，政府从跨区域合作、部门协同、土地要素保障、专业力量引入四个维度推进资源整合。

　　在跨区域合作方面，主动对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旅资源丰富的江苏高邮市，双方签订《精品文旅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策联动实现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与客源双向输送，有效拓宽了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空间，避免了单一区域发展的局限性。

　　在部门协同层面，统筹交通、水利、农业等多个部门的资金与资源，改变以往部门各自为战的局面，将分散力量整合为集中优势，重点投入到基础设施提质改造与幸福院落建设中，切实夯实乡村发展的硬件基础，让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在土地要素保障上，针对旅游项目发展中面临的闲置土地盘活难题，积极协调自然资源局优化土地流转流程，简化相关审批手续，为旅游项目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提供便利，破解了“有项目无土地”的困境。

　　在专业力量引入领域，精准对接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成功引入农业技术专家团队与专业旅游规划力量，为乡村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为业态创新提供专业指导，全方位破解了乡村发展中“缺技术、缺规划”的瓶颈。

　　健全的机制是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稳定推进的重要保障。隆回县委、县政府通过构建“责任倒逼、工作常驻、数字监督”三大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推动协同工作落地见效。

　　建立责任倒逼机制，推行“年度督导+常态化暗访”的监督模式，依托融媒体平台曝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专题片，对工作落后的单位要求现场整改，通过严格的监督考核压实各部门责任，避免“重部署、轻落实”的现象。

　　落实工作常驻机制，构建“县级领导包联、部门结对帮扶、驻村工作队常驻”的工作体系，明确县级业务股室每周至少2天入村核查信息，确保帮扶力量真正下沉一线，及时了解乡村发展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打造数字监督机制，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政策互通与分析同步，并且每月根据工作重点与政策导向调整并增加分析内容，确保监督的时效性与针对性。通过下发《数据快报》与电话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数据比对精准锁定风险隐患，让乡村工作在“阳光化”监督下推进。2024年通过这一机制共查摆问题980个，有效防范了工作中的漏洞，保障了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在乡村振兴的多元协同格局中，以企业、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构成了驱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动力源”，尤其在政府无法提供较大投入的不发达地区，社会力量的催化和动力作用更应充分凸显。在向家村的案例中，华兴公司作为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并非简单的慈善捐助或短期帮扶，而是通过市场化的利益联结与可持续的合作机制，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潜能。这一“催化”作用的有效发挥，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理性，构建了兼顾商业回报与社会价值的共赢模式。

　　乡村发展面临的短板往往集中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社会力量的精准投入能够有效填补这些缺口。华兴公司在向家村的投入中，始终坚持“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投入，累计投入超2亿元，全面覆盖乡村发展的不同需求。

　　初期投入聚焦“生存性需求”，重点用于修路、通水、改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问题，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中期投入瞄准“发展性需求”，通过种植油茶林、板栗等经济作物发展特色农业，同时打造彩虹滑道、卡丁车游乐场等20个旅游项目，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农业向“农业+旅游”“农业+科技”多元业态转型。

　　长期投入则关注“民生性需求”，设立“长江奖学金”“爱心公益基金”，覆盖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为所有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乡村人才培养，为65岁以上老人每年发放1200元补贴，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产业带动构建乡村自身的“造血”能力，而非单纯的“输血”帮扶。华兴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的市场优势与技术优势，在向家村构建起“三产融合”的产业链，形成“村内循环、外部输出”的双重运营生态，推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第一产业层面，发展香猪养殖、特色果蔬种植等特色农业，为产业链提供优质原材料，同时带动村民参与农业生产，实现家门口就业。在第二产业层面，建设农产品加工车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对第一产业产出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避免“只卖原料、不赚加工钱”的困境。在第三产业层面，依托乡村的自然景观与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旅游、乡村体育等业态，拉动消费需求，形成“以旅促农、以农兴旅”的良性循环。

　　产业融合的成效十分显著，通过电商平台的推广，向家板栗、向家蜂蜜、向家香猪腊肉等农产品的销售额增加50万元以上，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2023年，向家村旅游从业人数达到579人，其中89.8%来自本村，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当年旅游产业带来1495.9万元的收入，占全村经济年收入的70%，成为乡村经济的核心支柱。

　　社会力量与乡村的合作若缺乏长效机制保障，极易出现短期合作、长期脱节的问题。华兴公司在与向家村的合作中，通过构建企业内部激励、村企长期合作、贫困户收益保障、村民与集体共享发展成果四大机制，确保合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在企业内部激励方面，要求每名管理人员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同时制定扶贫“绩效考核方案”，明确实行扶贫工作一票否决制，并将参与扶贫工作的表现作为员工奖惩和提拔的重要依据，从制度上确保企业员工全身心投入乡村帮扶工作。

　　在与村集体的合作层面，签订有效期长期的帮扶协议，清晰界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为合作稳定开展奠定制度基础，避免因短期利益纠纷导致合作中断。针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企业按每户5万元的标准协助申请扶贫，让贫困户每户每年能稳定获得6000元利息收入，保障其基本收益，防止因缺乏劳动能力而返贫。

　　在产业带动方面，企业推行“村集体+农户”的股份制合作模式，将景区20个项目交由村民承包经营，每年收取的90余万元承包费全额归入村集体，再由村集体进行分红，使村民和村集体共同分享产业发展成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效防止社会力量与乡村发展脱节。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参与者与直接受益者，破解乡村公共产品结构性矛盾，需要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农民群众参与的决策机制。通过能力赋能、参与赋能、受益赋能三重路径，向家村将村民从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了“主力军”。

　　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首要障碍往往是“能力不足”，缺乏相应的技术、技能与发展思路。向家村依托华兴公司的企业资源与政府的政策支持，构建起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开展精准赋能，帮助农民掌握参与发展的“硬本领”。

　　针对普通村民，村里围绕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旅游服务、种养技术培训共6期，通过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培育出35个旅游服务、特色种养领域的专业户，提升村民的专业技能；同时开展电脑培训4期，帮助100多名村民掌握基础电脑技能，适应数字时代乡村发展的需求，为参与电商销售、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奠定基础。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村民，村里不仅组织他们赴外地考察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发展视野，还邀请电商专家开展直播带货技能培训，帮助村民掌握新型销售模式，培育出一批创业典型。如村民向梅生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蜂蜜，打开了产品销路，实现了创业增收；村民向文武承包经营彩虹滑道项目，凭借优质的服务与创新的运营思路，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其中，村民向洪贵的转变尤为突出，他原本是一名外出务工者，通过参加村里组织的养殖技术培训，掌握了香猪养殖技术，再加上50万元创业贷款的支持，从务工者转型为年收入达240万元的香猪养殖大户，同时还带动20余户村民共同养殖香猪，实现了“一人创业、众人致富”的抱团发展局面。

　　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积极性，需要通过多元化的参与渠道与明确的利益联结机制来激发。向家村通过构建“有参与、有收益、有激励”的良性机制，让农民在参与中获得话语权与实际利益，从而主动投身乡村振兴。

　　建立制度化的参与平台，推行“四议两公开”“村民议事会”等制度，明确村里的重大决策必须经村民代表投票通过，让村民真正拥有话语权，增强参与决策的意愿，避免“干部说了算、村民靠边站”的情况。

　　从利益联结入手，推行劳务奖补机制，在乡村建设项目中优先雇佣本地村民，如村民参与环村公路建设时，平均每天可获得约300元劳务报酬，用即时收益调动村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同时，鼓励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加入合作社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盈利后按股分红，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形成“发展与我有关”的意识。

　　积极引导农户参与旅游服务工作，支持村民在景区从事导游、保洁、安保等岗位，不仅解决14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还让村民通过劳动获得稳定报酬。景区项目还允许村民参与入股或承包经营，且每年的承包费全部归入村集体收入，进一步强化“干得好、得越多”的正向激励，让村民从“不愿干”转变为“主动干”。

　　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顾虑，往往源于“风险不确定、收益无保障”，担心投入后无法获得回报甚至亏本。向家村以受益赋能为核心，从降低风险、保障收益入手，为村民参与发展吃下“定心丸”，消除“不敢干”的顾虑。

　　村集体积极鼓励人才回流，专门为返乡人才提供土地使用、保险保障等多方面优惠政策，减少他们返乡创业的后顾之忧，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人才回到乡村发展。帮扶企业华兴公司还在县农商行为该村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并且承担一年的贷款贴息，同时为贫困户提供创业启动资金，有效解决村民发展产业面临的“资金难”问题，降低创业的经济压力。

　　在产业合作模式上，村里采取“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社”的模式，明确村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全部由公司上门按市场价格收购，并且推行“保底收益”机制，即使市场价格波动，也能保障村民获得最低收益，从根本上降低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以村民刘炳奎为例，他承包4亩水田发展“种藕、养鱼、养泥鳅”的立体种养模式，起初担心产品销路与收益问题，华兴公司提前承诺保底收购，让他彻底打消“创业亏本”的顾虑，放心投入生产，当年就获得8万多元纯收入，切实感受到受益赋能带来的保障与信心，也为其他村民参与产业发展树立了榜样。

　　乡村协同发展稳定运行需要从机制层面破解多元主体间利益、信息与信任难题。向家村实践聚焦四项核心机制建构，以利益联结绑定多元主体，用决策参与保障村民话语权，靠沟通协调打通协同壁垒，借监督约束筑牢规范底线，通过系统化机制设计，推动各主体从分散行动转向协同发力，为多元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在多元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如何将政府、企业、村集体与农民等异质性主体有效整合，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是实现可持续治理的核心。向家村通过股权联结、劳务联结、产销联结三重纽带，将外部市场力量、内部村级组织与农民个体等核心主体的利益进行战略性绑定，避免“各自为政”。

　　村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房屋等核心资源入股旅游项目与农业合作社，村集体则以景区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及其他闲置资源入股，帮扶企业不参与股权占有与分红，仅以资金注入、技术支持的方式助力项目发展。这种股权设计既保障了村民与村集体的长期收益权，又充分发挥了企业的市场与技术优势。例如，向家村将2000平方米土地入股牛天岭景区，村民每年可获得保底租金与项目盈利分红双重收益；2022年，土地入股旅游项目为村民带来80万元租赁收入，向家村农业科技示范园同步实现10万元收入，切实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

　　帮扶企业与村集体联动，从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出发，多维度开发就业岗位，为村民提供稳定增收路径。一方面，全村先后培育23户种养专业户，打造20多个旅游项目，仅基础设施建设与危房改造项目就解决140多名村民就业；景区优先招聘本村村民，设置景区服务、项目建设等岗位，520名村民通过景区就业实现人均每年1.8万元的旅游相关收入。另一方面，村集体成立建筑劳务队，承接村内道路维修、民宿改造等工程，2022年承接项目金额达23万元，劳务输出还获得0.52万元稳岗就业奖补；政府、企业与村集体还联合设立护林员、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弱劳动力，仅2020年帮扶公司就提供80个就业岗位，其中33个岗位实现本村村民就业，实现“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目标。

　　为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向家村通过政企协作构建全链条产销支撑体系。村集体成立财路岭生态农业公司，村民自筹资金200多万元，县财政补贴100万元建成高效农业大棚，由帮扶公司负责市场对接与销售推广；帮扶公司与村民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对香猪、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实行上门收购，确保村民“种得好、卖得出、有收益”，带动村民人均增收1000至3000元。同时，搭建农村电商智能交互系统，打造向家村本土品牌商品，帮助种养殖户突破地域限制，通过线上渠道扩大农产品销量，形成线下保底收购、线上品牌推广的双重销售保障。

　　在多元协同治理框架下，构建制度化、程序化的村民决策参与机制，是确保其主体地位、激活内生动力并提升治理合法性的关键。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议事平台与协商程序精准对应不同性质与层级的公共决策需求，形成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参与体系。在这种安排下，既能有效吸纳村民的本地知识、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公信力，又能避免因沟通不畅或参与不足导致的治理内耗与发展阻力，为政府引导与企业参与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意支持。

　　由村民代表、村两委成员、乡贤代表共同组成村民议事会，明确将产业项目引进、集体资金使用、发展规划制定等重大事项纳入议事会决策范围，通过投票表决确定最终方案。例如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村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时，县委领导、村支两委与企业高管并未直接定调，而是联合召开多轮群众座谈会，发动村民围绕如何让基础设施发挥最大效益建言献策，最终通过村民议事会投票，一致确定发展乡村旅游与“旅游+体育”的特色发展思路，确保重大决策符合村民意愿。

　　针对饮水安全、道路维修、矛盾调解等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小事”，向家村建立每月固定的“屋场微课堂”“院落恳谈会”制度，由村干部下沉至村民屋场，与村民面对面沟通需求、解决问题。2024年，全村累计召开“屋场微课堂”32场，覆盖8个村民小组的1008人，共解决各类民生问题78件；同时将村服务中心功能前移，办事窗口下沉至屋场，2020年以来成功调处矛盾纠纷177起，矛盾纠纷数量同比下降54%，信访数量同比下降55%，实现“小事不出屋场、矛盾不出村庄”。

　　针对项目建设用地、土地流转补偿、景区收益分配等涉及政府、村集体、企业、村民多方利益的专项事务，向家村建立“村企恳谈会”“农户代表座谈会”等协商机制，邀请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讨论，寻求利益平衡点。如在项目建设初期，部分村民存在“担心土地被兼并，宁愿撂荒也不愿出租”的顾虑，县委政府主动提供担保承诺，村支两委干部逐户上门沟通，组织村民代表与企业召开多轮协商会，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标准与保障措施，最终顺利完成土地流转，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

　　沟通协调是破除乡村协同发展中信息壁垒、降低协作成本的核心环节，更是维系多元主体高效互动的“润滑剂”。向家村立足这一关键，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沟通体系，既有效打破信息阻隔，又切实减少协作内耗，为各方力量协同参与乡村发展提供了顺畅渠道。

　　县委成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专班，每月召开工作推进会，并由县级领导带队开展乡镇交叉检查。镇级层面建立“书记遍访监测户”机制，要求各乡镇党委书记完成对辖区内监测户的全覆盖走访。驻村工作队每月汇报驻村情况并由县、镇两级干部到村调度解决困难问题。村级设立“协同服务站”，由村支书牵头协调日常事务。组级推选“联络员”，充分发挥“三网三员三色”机制作用，确保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

　　成立村民委员会议事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并邀请企业高管参加，企业与村两委每周召开碰头会，协调项目进度；整合政府志愿者、企业志愿者、村民志愿者、形成志愿队和禁赌禁毒理事会、交通安全协会等自治组织，日常开展植树造林、环境整治、导游讲解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旅游旺季、大型活动开展交通疏导、游客服务等工作。2025年以来全村共开展志愿服务14次，参与人次达448人，服务总时长超2600小时，筑牢了文明实践阵地。

　　在复杂治理场域中，健全的监督约束是保障乡村协同发展模式规范运行、防范风险的“安全阀”。通过刚性的制度规范、透明的运作流程与有效的问责手段，对政府、企业、村集体及村民等多元主体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引导与规制，确保公共权力与市场资本的行使始终服务于乡村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向家村通过明确规则、拓宽监督渠道、强化保障举措，实现村内事务全流程透明化、规范化管理，既维护多元主体合法权益，也为乡村长期稳定发展夯实制度根基。

　　为确保村内事务决策科学、执行规范、公开透明，向家村首先从制度建设入手，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三大核心章程，同时全面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程序。明确规定，凡涉及全村发展的重大事项，均需经过“村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四个环节，决策过程与结果全程向村民公开，从制度源头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避免“暗箱操作”。

　　向家村构建多层级、广覆盖的多元监督网络，确保监督无死角。一方面，组建村民监督小组，全程参与村内重大事务监督，尤其在重点项目推进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村内旅游项目建设时，由院落代表、村民小组代表、党员代表共同推选人员组成招投标监督小组，全程监督招投标过程，仅这一项举措每年就为村级集体经济增加近百万元收入；另一方面，专门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向家村妇联监督小组等组织，坚持“大事小事都上台面、大小诉求都来商议、大小矛盾不出家门”的原则，将监督触角延伸至村民生活、产业发展、资金使用等各个方面，形成“人人可监督、事事受监督”的格局。

　　为防止监督泛化、虚化与口号化，向家村同步推进配套保障举措，确保监督约束机制真正落地见效。一是设立“法治小院”，开设文明法治大讲堂，聘请法律顾问定期驻村提供法律咨询与指导，2024年累计开展普法宣传24场，使村民法律知晓率提升至92%，为监督提供法治支撑；二是建立村级警务室，在村庄与景区关键位置安装监控探头50余个，实现治安全覆盖，近年来未发生重大治安案件，为监督营造安全环境；三是依托向家村花鼓剧团，自编自演法治文艺节目，定期举办消防法、交通安全法知识培训与应急演练，同时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矛盾调解会、乡贤议事会+志愿服务队”的“五会一队”，多维度提升村民学法、懂法、守法意识，为监督约束机制的有效运行奠定群众基础。

　　向家村的乡村振兴实践表明，当不同主体在清晰的角色定位与有效的互动机制中形成合力，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功能的优势互补以及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基于对这一典型实践的系统梳理，可提炼出对乡村振兴工作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启示。

　　多元协同理论指出，有效的协同并非各主体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依赖于权责关系的清晰界定与动态适配。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如果主体间权责划分模糊，极易出现“该管的没人管”的功能缺位，或是“管得过多过乱”的角色越位，造成治理内耗、效率低下。因此，明确政府、企业、农民等核心主体的权责边界，是优化乡村协同治理的首要任务。

　　在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中，政府始终发挥着引导作用，但这种作用绝非替代其他主体的“大包大揽”，而是以“赋能者”的身份为乡村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政府的核心职责在于制度供给与环境营造，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市场主体和农民群体释放发展空间。

　　具体而言，要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资源整合，打破部门壁垒造成的资源碎片化问题，让政策资源更集中、更精准地投向乡村发展需求；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将工作重心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为各类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发挥财政资金与政策工具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既避免财政资金“单打独斗”的低效，也防止社会资本无序进入损害农民利益。唯有政府精准定位“赋能者”角色，才能有效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保障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不受侵蚀，为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筑牢基础。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拥有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不能仅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更要融入社会责任与乡土情怀，以“催化剂”的角色激活乡村自身的发展潜能。

　　向家村的实践充分证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与乡土社会建立深度联结，这种联结既包括基于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也包括基于信任的情感互动。企业可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将乡村的特色资源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通过开展技术帮扶，提升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通过对接外部市场，拓宽乡村产品的销售渠道，将外部资源转化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定位为乡村特色资源的“整合者”与现代化发展的“服务者”，在追求合理商业回报的同时，充分尊重当地的乡风民俗与文化传统，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权益，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也是乡村振兴的最终受益者和根本依靠力量，唯有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才能激发乡村内在活力。让农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乡村振兴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持久的内生动力。激活农民的主体性，需构建能力、参与、受益三位一体的赋能体系。

　　在能力赋能上，要针对农民在现代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电子商务操作等方面的短板，开展精准化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适应市场变化和产业升级需求，提升参与乡村发展的综合素质。

　　在参与赋能上，要健全完善村民议事会、民主监事会等自治平台，让农民在产业规划制定、项目引进决策、资金使用监督等重大事务中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真正实现农民的事农民说了算。

　　在受益赋能上，要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推广土地入股分红、劳务协作增收、订单农业保障等模式，让农民能够稳定分享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收益，切实感受到自己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乡村振兴陷入“外部热、内部冷”的困境，摆脱对外部力量的过度依赖。

　　对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外部社会资本的注入往往是启动乡村振兴的“第一推动力”，但若外部资本仅停留在硬件投入或短期帮扶层面，未能有效转化为乡村内部的社会资本，乡村发展就会陷入“依赖外部输血”的被动局面。因此，遵循社会资本动态转化的内在规律，分阶段推动外部资本向内部社会资本转变，实现外部催化与内生动力的有效衔接，是破解乡村振兴可持续性难题的关键。

　　在乡村振兴的初始阶段，许多乡村因长期发展滞后，不仅基础设施薄弱，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原子化倾向，村民之间缺乏有效协作，对外部参与主体也存在信任赤字。这一阶段，外部社会资本的投入不宜急于追求产业效益，而应优先聚焦公共品供给，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整治人居环境等可见可感的举措，快速提升村民的获得感，打破信任壁垒。

　　像修建通村通组公路、完善供水供电设施、整治村庄环境卫生这类投入，不仅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更能传递外部主体的合作诚意，释放“可信承诺”的信号，逐步拉近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其中，政府需要扮演“合法性担保人”的角色，通过协调政策资源、搭建沟通平台等方式，为外部主体与村民的初期合作扫清障碍，增强各方对乡村发展的信心。破局期的关键就在于用实际行动搭建信任桥梁，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公共福祉提升，才能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协同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当基础信任初步建立，乡村振兴便进入塑形期，这一阶段的重点要从硬件设施的公共品投入，转向“关系性投资”和产业培育，推动外部资源逐步转化为乡村内部的社会资本。这里的“关系性投资”并非简单的资金投入，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深度互动，培育信任、规范和合作能力的过程。比如在产业发展中优先使用本地劳动力，让村民通过务工参与产业进程，既获得经济收入，也增进对外部主体的了解；鼓励村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资产等多种形式入股产业项目，使村民从“务工者”转变为“合作者”，共享产业发展收益；通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共同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等方式，促进村民之间、村民与外部主体之间的情感交融。

　　这些“关系性投资”能够逐步积累乡村内部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村民之间的互信、形成共同遵循的合作规范、提升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同时唤醒村民的主体意识，推动其从被动接受帮扶转向主动参与发展。这一阶段的关键是，以利益联结情感、以合作培育能力，为乡村发展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社会资本若仅停留在非正式的关系层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旦外部参与主体退出或合作环境发生变化，前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可能面临流失风险。因此，乡村振兴需要进入升华期，通过“制度共创”将前期合作中形成的有效经验、互动模式和共识性规范，转化为稳定的、正式化的规则体系，实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这里的“制度共创”，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围绕经济、治理、文化等多个层面构建制度框架。

　　在经济层面，制定股份制合作章程、明确收益分配办法，保障各方利益不受损害。在治理层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建立各类专项议事规则，规范乡村事务决策流程。在文化层面，修订村规民约、设立激励表彰机制，弘扬乡村文明新风。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将基于个人关系的“特殊信任”转化为基于普遍规则的“系统信任”，将临时性的合作安排固化为长效的治理结构。通过制度建构，乡村能够获得自主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创新业态的能力，真正实现从依赖外部“输血”到具备内部“造血”功能的转变，这也是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内化发展动力的根本保障。

　　多元协同治理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主体间的良性互动，重构乡村的社会信任、重塑社区规范、再造社会联结网络，让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村集体、村民等多元主体形成利益与共、责任共担的治理共同体。从传统“管理”模式到现代“治理”理念，再到“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这一演进过程标志着乡村社会发展的成熟与稳定，也是提升乡村治理可持续性的必然路径。

　　信任是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和运行的黏合剂，没有信任，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就会陷入相互猜忌、效率低下的困境。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信任模式需要经历从初级到高级的演进，实现信任的再生产。合作初期，因主体间缺乏了解，信任主要依赖外部保障，比如政府的公信力背书和企业的正式契约，这种信任可以称为“制度信任”或“契约信任”，其稳定性依赖外部约束，一旦约束减弱，信任就可能受损。

　　随着合作不断深入，各方在共同应对市场风险、解决产业难题、共享发展成果的实践中，会基于反复的互动博弈和实际效果感知，逐步建立起更深层次的信任。当村民亲身体验到合作带来的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感受到自身权益被尊重、发展能力被赋能时，会逐渐将外部合作伙伴视为“自己人”，治理的配合度和主动性也会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村民之间在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合作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横向信任也会不断增强。这种基于实践实效的信任，不再依赖外部约束，而是源于主体间的情感认同和利益共识，能够大幅降低治理过程中的监督成本、协商成本和执行成本，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隐性支撑，也是治理共同体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有效的治理离不开被广泛认同和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规范的合理性与认同度，直接影响治理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乡村振兴初期，为快速推动工作，可能会引入一些外部政策要求和标准，比如环境卫生管理、生态保护措施等，这些规范多以行政推动的方式落地，可称为“行政强制规范”。这类规范虽在短期内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因缺乏村民的主动认同，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上热下冷”“被动应付”的问题。

　　随着治理共同体逐步构建，规范的生成路径需要实现转变，从依赖外部植入转向注重内部生成，从行政强制转向自治共识。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如村民会议、议事协商会等，引导村民结合本村的历史文化、发展实际和群众需求，共同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及各类专项制度。同时，可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开展文明家庭、最美村民等评选活动，将抽象的价值导向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这种内生于社区的共识性规范，因充分体现村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更高的合法性与认同度，能够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遵守”的转变，让规范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与持久性。

　　紧密的社会联系网络是治理共同体的结构性载体，没有稳定的网络联结，多元主体难以形成协同合力，治理共同体也会成为“空中楼阁”。传统乡村发展中，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集体事务参与不足等原因，部分乡村呈现原子化的松散状态，村民之间缺乏有效联结，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经济合作、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等多种渠道，打破这种原子化格局，构建起多元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紧密联动的合作网络。在经济层面，以产业为纽带形成的股份合作、产销联盟等，将分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嵌入现代化的经济网络中，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形成利益联结。

　　在治理层面，各类议事平台、志愿组织、协会团体等，为村民提供丰富的公共参与渠道，让村民在参与村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这种网状共同体结构，不仅能促进信息快速流通和资源优势互补，更能培育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让多元主体为乡村发展的共同目标协同努力。一个拥有强大社会网络的乡村，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内外部挑战，实现治理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